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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迥异

发布:2021-02-20 15:30:46   点击:
  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本文拟从不同的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被迫开国后政府的不同对策与作用等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以鉴往知今。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 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戊戌变法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代发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本文拟从不同的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被迫开国后政府的不同对策与作用等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以鉴往知今。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 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戊戌变法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代发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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